母亲树
【2017年第09期】    作者:□蒲建国    点击次数【
        非洲摩洛哥西部平原,有一种树叫“蓬迪卡萨里尼特”。此树花球凋谢时,会在花蒂处生出一个椭圆形奶苞和一根奶管,奶苞成熟便会淌出黄褐色的汁液向下滴落,丛生于树根周围的幼苗纷纷用狭长的叶片吸吮奶汁,供自己生长发育。小树长大一些后,大树便自然地从根部与幼苗断裂,同时给小树“断奶”。这时,大树开始凋零自己的树叶,以便让小树充分享受阳光雨露。人们称这种“善良的树”为母亲树!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题记
        母亲去世整整十六年了!
        作为一个经年与文字打交道的报人,我一直想为其写点什么。今年农历六月二十四,是母亲辞世十六周年忌日,我一定要写点琐碎文字,一则告慰母亲,二则了却心愿。
        母亲生于1948年,醒事前过了几年富足日子。外公会识文断字,是一名乡村裁缝,略有家资。后来,外公外婆一连生了三男三女,母亲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
        父母的婚姻,就像舞台上门不当户不对的“折子戏”,父亲算是“捡漏”了。爷爷年轻时替本家保长看家护院,一天夜里看人赌牌步枪走火,一只脚致残,耍了一辈子,脾气还大,家里全靠我的缠过脚的婆婆一手操持。
        那个年代,越穷越生,婆婆前后生了六儿三女。十八岁了,父亲还从未穿过一身不带补丁的衣裤。部队征兵,于是偷偷报了名。眼见幺儿要走,婆婆死活不从,颠着一双小脚,抡着一根竹竿,撵了父亲几匹梁。后来还是接兵的人“吓唬”婆婆,父亲才跳出农门。那时人们对军人有一种骨子里的崇拜,见了两三回面,20岁的母亲顶着娘家的压力,辫子一甩,就将一生托付给了父亲。
        这一嫁,母亲从此告别了唱歌跳舞演“样板戏”的姑娘岁月,过上了相夫教子、操劳一生的日子。父亲退伍后被招工到外省铁路上工作,两三年探一次家,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客人,生疏而陌生。母亲仿佛一株擎天大树,只身撑起家的天空,从没叫过苦喊过累,除了不会耕田,什么活都会干。这一点,我遗传了母亲的基因。
        父母婚后分家很是寒酸,一口铁锅、一只铁罐、两升白米就过起了小日子。爷爷婆婆将堂屋后面一间篾壁偏房分给我们栖身。房后竹林参天,荒草葳蕤,几座乱坟散布其间。因为低矮、阴暗、潮湿,屋子特别引蛇,夏夜躺在床上就能听见蛇行的窸窣声和吐信子的嘶嘶声。每当这时,母亲便扎紧蚊帐,搂着我惊恐到天亮。
        建房!1973年,结婚五年的父母选中院子边一口废弃的池塘,填土石下地基,去几公里远的地方挑砖、背瓦、抬石头、扛木料,硬是建起了两间砖瓦房,母亲和父亲累得脱了人形。
        这些往事,是我懂事以后听父母和邻居、亲戚摆的。
        关于母亲最早最深的记忆,缘于二弟。1974年正月,天寒地冻,十多岁的二舅来我家拜年,母亲忙着煮饭,将不到一岁的二弟交给二舅照看,结果失手滑落到火塘里,可怜二弟半边额头被烧得面目全非。
        那一年,我四岁,母亲牵着我,背着二弟四处求医问药找偏方,好多医生都说救不活了,母亲偏不信邪。看着二弟额头溃烂、要死不活的惨状,母亲成天以泪洗面,逢人就讲“阿毛”的故事,就像祥林嫂。
        拉着她的手,我们娘俩常哭成一团,我似懂非懂地问:“妈,你哭啥子?你不哭了嘛。”正是靠着母亲执着的信念,二弟居然“死去活来”,一个赤脚医生救了他的小命,额头却留下一块永久的疤痕。几十年后,母亲还一直为当年的“过失”深深自责——儿是娘的心头肉啊!
       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突发过一次急性肠胃病,呕吐不止,几乎昏迷。班主任朱洪武老师吓坏了,背着我一路小跑赶往公社医院,一面派同学通知母亲。母亲扔下锄头,疯了一般往四公里外的医院跑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,母亲满头大汗瘫坐在床头,拉着我的手,抚着我的额,生怕我从她的生命里溜走,眼里满是爱怜和愧疚。
        我排行老大,懂事早,五岁便开始煮饭了,还不及灶台高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“农业学大寨”搞得热火朝天,忙于挣工分的母亲教会我做饭。有一次,我引不燃煤火,眼见母亲要收工回家,急得放声大哭,还是院子里年长一些的伙伴过来救了急。那些年,一到夏天烧柴禾,烟灰汗水糊一脸,邻居都取笑我“污猫”。
        1980年,父亲调回地方工作,农村土地也下户了,母亲偶尔带些米面、蔬菜进城看望父亲,一去就是三五天。对于母亲,我那时曾经恨过几回。她不在,我就是主人,小鬼当家,难免心生怨气。圈里的猪饿得嗷嗷叫要喂,我的学要上,老二老幺都归我管呢,俨然一个小大人,以至于生产队谁家孩子不听话挨黄荆棍,其家长总要拿我当榜样。
        1982年夏天,母亲进城看望父亲,一走十多天。家里揭不开锅了,我觍着脸东家借米西家借油;猪食没了,放了学书包一丢,飞奔出门打猪草……那年,我才十二岁!
        一天中午放学,我顶着瓢泼大雨割红苕藤煮猪食,雨幕下的旷野,不见一个人影。泪水伴着雨水,我一边伤心地割苕藤,一边张望烟雨中那条石板路,可是除了狂风暴雨,母亲身影始终没有出现。我把镰刀一扔,站在野地里号陶大哭,埋怨母亲心狠,甚至冒出了“跳塘自杀”的想法。原来,那年达州发特大洪水,淹没了红旗大桥和通川桥,阻断了回家的路——我错怪母亲了。
        小学五年,我是家务读书“两不误”,毕业考了全班第一。父母说“亏欠”我太多,初一就将我送进一所中学安心住读。除了每年的寒暑假和一月一次的归宿假,我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少了。1983年,我家搬进了城,母亲依旧闲不住:她学过缝纫,放过录相,卖过报纸,送过报纸,将里里外外一摊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,人人称羡。1994年,我的女儿诞生了,这下可给她添了个“活宝”,走哪里都把萌宠孙女带一路,婆孙俩欢声笑语、形影不离。这一带,就是六七年。
        母亲在,家就在。在我们心里,母亲就像摩洛哥西部平原上的“蓬迪卡萨里尼特”(母亲树),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抚育子女;在村人嘴里,母亲就是一头牛,一年四季劳作不辍;在亲戚眼里,母亲的善良有口皆碑。家里炖只鸡买条鱼,都要让我给婆婆爷爷端一碗。外公好酒,一辈子最爱来我家,因为一天三顿酒不断。每回临走,母亲口头上叮嘱外公“少喝些酒”,可又总是塞给外公两瓶酒,叫“带回去慢慢喝”。
        母亲人缘极好,待人真诚善良、和气大方,谁家有难处,总是大帮小补;谁家有纠纷,总劝得心服口服。后来老家人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还直惋惜:多好一个人,多能干一个人啊,怎么年纪轻轻就走了?
        母亲文化不高,但是通情达理,无论在娘家还是婆家,说话都有分量。在世的时候,娘家婆家人常来常往,亲情甚浓。她去世那一年,大舅伤感地说,姐姐矣,你这一走,过年延续了十多年的“转转饭”怕是没人组织了。果然,那以后,舅们姨们的“转转饭”也就转到头了。
        苍天无眼。1999年初秋,母亲查出患了胃癌!疑是年轻时食无定时落下的病根。在四川省肿瘤医院,医生切开其腹部,发现癌症已到晚期且大面积转移,只能就此缝合,而且断言“活不过三个月,回家吃点好的,安排后事吧!”
        听这话,我感觉天都塌了。想起母亲含辛茹苦操劳的样子,想起母亲过去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,想起母亲知冷疼热的循循嘱咐,想起生活条件好了而她却福浅命薄、无缘消受,我的心冰到了极点,独自躲到医院角落黯然落泪。
        母亲很坚强。化疗过程极其痛苦,可是从她脸上看不出生不如死、悲观绝望的神情,从她嘴里听不到唉声叹气、怨天尤人的牢骚,她平静地接受了残酷的现实,出院后与平常一样含饴弄孙忙家务——她是怕给这个家再罩上愁云惨雾。多次化疗,母亲胖了,精神好了,连成都的医生都说创造了奇迹。我们明白,肿瘤未根除,扩散是迟早的事。
        2000年秋,母亲预感自己时日不多,放心不下老实巴交的老二和调皮惹祸的老幺。半年之内,一手操办了他们的婚事,完成了她人生最后的两件大事。渐渐的,母亲病入膏肓,一百多斤瘦得只剩四五十斤。癌症晚期疼起来要命,吃药不管用,母亲每天都要注射两支杜冷丁止痛。而我,束手无策!
        去医院那天晚上,老二背着轻飘飘的母亲下楼,她不时回头张望,轻声问我门关好没有,她还牵挂着这个家!跟在后面,我默默地淌泪,母亲离开这个家,是再也回不来了!三天后,母亲这棵大树倒了,倒在我和父亲眼前,时年53岁。医生断言活不过三个月,而她活了近两年!
        闻听母亲去世的消息,70多岁的外公执意要参加母亲的葬礼,大舅不许,怕他老人家伤心过度弄出个好歹。外公老泪纵横,喃喃自语:“你怎么走到我前面了?再也没人给我买酒了,再也没人给我买酒了!”
        出殡那晚,空旷的文家梁殡仪馆山风啜泣,寒意侵身,灵幡飘动。我们三兄弟守着母亲的灵堂,相看泪眼,无语凝噎,只是不停地往盆里烧纸。看着阴阳两隔的母亲,她快人快语的音容笑貌,风风火火的劳动场景,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,就着咸菜汤啃红苕而给我蒸“碗儿饭”的心酸情景,半夜里起身替我扇凉驱蚊的难忘身影……就像电影镜头一幕幕深情回放,我目断魂销,泪飞如雨。
        人间有恨,最是长别离。我知道,赋予我生命的那个人走了;我知道,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;我知道,母亲在家就圆,圆心没了家也就散了。母爱,于我将是一个嵌于生命的名词,此生只能靠回忆重温我们一起走过的三十一年的苦涩、甜蜜和温情,此生只能在梦中重拾当年那些鲜活的、温暖的、刻骨铭心的爱的片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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